6月12日，政协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和中共虹口区委宣传部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召开了“鲁迅与文化创新”座谈会，同济大学黄昌勇教授作了发言，提出了他对上个世纪鲁迅移居上海以及对上海书写的多重性理解，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为此，本报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周报:鲁迅虽然讨厌上海，却又“高兴”地选择了上海，你认为鲁迅选择上海的理由需要继续探讨？

  　  黄昌勇:鲁迅选择上海作为生命中最后的十年行程，表面上似乎存在着矛盾。一方面鲁迅对上海殖民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正是上海作为文化中心地位为鲁迅作为职业作家生存提供了其他城市无可替代的条件。文人汇聚，中西文化交汇，都市复杂的世相，使鲁迅能够处于文化的前沿阵地，这样才会不断有新鲜的素材，各样的刺激，持续的挑战；报刊出版中心，租界的特殊性，使鲁迅职业作家的选择有可能维持并不低的经济满足。也就是说，以笔为旗和以文为生两种需求的满足能够很好的结合是鲁迅选择上海的根本因素。

  　  周报:你提出鲁迅对上海的批判可以从几个层面上来理解，这些对当代上海文化发展有什么意义？

  　  黄昌勇:鲁迅对上海的批判大约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关于海派文化的基本理论判断；二是与当时精英文化界的论战与批判；三是对大众文化或社会世相的高度警觉。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文化发展中大众文化形成巨大的声势，一开始，我们精英文化界还保持着应有的批判立场，进行持续的干预；但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界面对大众文化走向消费文化倾向的引导和批判持续缺席；文艺界一团和气，缺乏生机，没了30年代流派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我认为这可能也是上海文化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周报:鲁迅对上海文化批判集中在上海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十年，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你认为这种批判对后来的影响是怎样的？

   　 黄昌勇:鲁迅当时关于京派和海派的文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人们认为鲁迅对两派各打五十大板，我倒觉得鲁迅对海派文化反而有一些同情和理解，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人们过多地注意到海派传统中的消极面。

   　 鲁迅的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还是基于他的启蒙立场，对都市现代性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但是，这种反思和批判没有过多地涉及现代性进程中的必然因素和富有生机的地方。比如商业气息正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过程，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秩序、公平、公正这些现代社会的主要因素其实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简单地把商业气都等同于市侩气就会失之偏颇。

  　  由于鲁迅的特殊地位，人们对上海文化的认识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鲁迅的影响，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龙应台关于上海男人引起的争论无疑带有鲁迅当年的影子。上海文化中的开放、多元、创新，上海人的认真、勤奋、节俭，以及上海社会中的秩序、公正、公平等现代性因素，我们认识和总结得还不够。鲁迅对海派文化的批判甚至影响到今天人们有意无意对上海文化的判断和认知，某种程度上鲁迅对上海批判所形成的巨大传统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对上海文化的全面认知。 
             文汇读书周报　2008-06-20 作者：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