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至12日，由北京市文联与《文艺报》、《文艺研究》共同主办，北京市文联研究部承办的“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在京举行。论坛邀请童庆炳、孟繁华、陈晓明、朱大可、孟京辉、刘索拉、陈履生、马继红等50余名中青年文艺批评家、作家、艺术家、编剧、导演，对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批评与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理论探讨。
    北京市文联自2005年开始举办“北京文艺论坛”。2005年，论坛的主题是“市场经济与文艺”，2006年，论坛主题为“传媒与文艺”，2007年，主题选定在“批评与文艺”。评论家认为，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和娱乐资讯的不断扩张，给文艺生态带来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尤其是“学院派批评”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批评在这个时代遭遇到的诚信危机也是前所未有的。如何在公众中重新树立批评的威望，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论坛在北京地铁5号线天通苑方向著名的九华山庄举行，这个盛大的庄园简直就是时代的缩影——蓬勃着、喧闹着、发展着、消费着……与“批评与文艺”同期举行的，是规模与气势更加恢弘的“蒙牛”聚会，悄悄进行的“批评与文艺”相对寂静，然而，这仍是记者近年来听到的关于批评的最年轻、最真实、最有力的声音。因此摘录一些，与大家分享，即使是当作“耳旁风”，至少也是听到过了。
    索谦（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怀着进一步促进文艺家与批评家沟通与对话，进一步促进中国文艺在新世纪繁荣发展的美好愿望，今年的北京文艺论坛提出了“坦诚相见、理性对话、携手并进”的主题词，我们相信，当代文艺创作者与文艺批评家会在诚恳理性的对话交流中携手并进。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当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产业化已经成为一种策略，这是必要的。问题是，作家、批评家应该明确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那就是自己所做的还是“事业”，而不是单一的产业。事业是与赚钱无关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业还是为了“道”——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是起码的要求。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文学批评的边缘化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不需要我再重复了，但根本的问题在哪儿，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是枯竭与过剩，是过剩导致了枯竭。从数量上来说，“文学边缘化”说法是不恰当的，现在每年的长篇小说有2000多部，各种讨论会铺天盖地，通过各种宣传都可以看到文学异常的繁荣，不管是批评的数量，还是批评的生产机制，都处于一种数字化膨胀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膨胀中我们感觉到一种枯竭。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文学和学院对立，作家和批评家互相鄙视，或者说在鄙视中互相利用，文学话语和批评话语在语法上错位，导致批评丧失了对文学的影响力，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体系，并且卷入了垃圾化的进程——文学在垃圾化，文学批评也无法避免垃圾化。上世纪80年代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也是全世界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那种爆发式的辉煌再也没有发生过。我们正在老去，新人却还没有诞生，学院批评家后继无人，这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大危机。
    正午的阳光真的能拯救文学批评的生命吗？10年来只写3篇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章的我，是一个文学忧郁症的病人，我恳求你们，请你们治疗我吧。
    王贵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批评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意思就是裁判、理性分析、评价、判断、定位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裁判私下里收了球队或者经纪人的钱，那么裁判还有诚信可言吗？画家要出画集、办画展，拍卖公司、画廊、收藏家、博物馆、展览馆要搞活动，其中有一些是艺术活动，有一些是商业活动，但都需要花钱请批评家写文章。这些活动，这些所谓的批评文章，都与这种美术产品的促销相关。我知道一些知名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忙于应付，疲于奔命，为了“红包”，说一些不痛不痒、不三不四、应景的、捧场的话。碰上一些好日子，几个画展在同一个时段举办，这时候有些批评家就可能在一天之内，在几个研讨会来回串场，讲大同小异的话。商业性的美术评论的作用和水平可想而知。 
    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要强调的是媒介批评，我们提倡媒介批评是因为面对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必须作出我们应有的反应和判断，这种反应和判断本身就是一种当代文化，是当代文化的核心部分，大众文化的心声有许多因素，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电子媒介技术的大发展，与此相关联产生了很多信息媒体和文化的形态，这些媒体和文化的形态构成了当今文化生活最鲜活的部分，因此关注当代文化必须同时关注媒介和媒介手段。
    媒介批评和大众文化批评就是要对当代文化做及时的精神分析以缓解，进而消除社会心理的焦虑和狂躁，净化我们文化的大环境。
    刘索拉（作曲家、作家）：我认为批评应该专业，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们多么希望看到的批评是有专业词汇的，而不是宣传品式的批评，无论是政治宣传和商品宣传都不是专业批评。
    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研究员）：刘索拉所期望的这种专业音乐批评，应该由什么人来做？这个批评家如果真正能写出一篇让刘索拉佩服的文章，起码他要有和她同样的背景，甚至要高出她的背景和才能才行。但是这对评论家的要求太高了，比如说写出批评刘索拉现代声乐尝试的文章，这要求就太高了。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我还要继续回答关于独立批评的问题，我讲我自己的工作原则，我做电影批评，我的原则是不拿赠票，不去电影公司看电影，除非听说这个电影被禁映了。我坚持买票在电影院看电影，和观众一起看，为了写文章我会再买第二次票，这样我不至于“拿人家手软”。要划清界限，这就是独立精神，独立是作为一个独立精神而言的，但并不是脱离文本，而是要无限接近文本。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生导师）：昨天的有些发言令我感到非常震惊，一个是肖鹰，他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有两种缺失，就是美学和伦理的缺失。在肖鹰先生看来，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不伦之恋，原因是美学和伦理学的缺失。
    傅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红包”批评取消了之后，我们文学批评是不是就变得好了；媒体批评取消了之后，我们的文学批评是不是就变得好了，他们谈的关于批评的问题都是比较浅表的问题。
    事实上当下文学批评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当下的问题是：第一，评奖制度。评奖制度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政治，评奖制度是我们的通行证之一，评奖制度最大程度引导或者循环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创作，怎么评价它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事情，这些评奖制度是最大的批评。第二，商业霸权主义的循环。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来说，十几年以来、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在负债经营，就是说我们最大限度地借贷欧美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在中国商业主义的批评、商业主义的循环介入推动了我们当下文学创作和文艺创作的某些方面。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如果没有商业主义作为一个杠杆，我们的多元文化就无从谈起，商业主义霸权或者媒体霸权，从某种意义上支撑了多元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商业主义历来都有两面性，我们是在与“魔”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