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翁，陈从周先生自号。生前住同济大学村字号教授楼，那曾是同济教授精英所享的待遇，但居室也并不轩敞。那间本来不大的客厅，被他一隔为三，朝南隔成两间，一为接待室不过六七平米，另一间辟为书斋，亦七八平米，额“梓室”，北向那间算是书画室兼饭厅。
　　我慕从周先生，拜读其经典名著《苏州园林》，始于六十年代初，说起来也有一段故事。当时为了点缀济南趵突泉、黑虎泉等名泉和大明湖园景，从苏州请到一批叠石工匠，都不通山东话，满口吴侬软语，时任济南市分管城建与文化的许衍樑副市长，听不懂吴语，每次亲临工地要与工匠师傅交流，必把我叫去当“翻译”。休息时到我当时工作所在趵突泉公园内的济南市博物馆，兴致来时，他就对我们开讲苏州园林艺术，对几处名园之池石、楼阁、亭台、曲径、蕉叶、漏窗如数家珍，不时说几句诗词考问我，此句点园中何景。我虽从小在苏州长大，逛园林只视同逛公园，又胸中无墨，被问得十分尴尬。然而使我疑惑的是这位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当过齐鲁大学教务长的文人官员，从未到过苏州，其陶情于苏州园林之灵性从何而来？某日，坐在一旁的济南市政协副主席、誉称“济南才子”的吴鸣皋先生轻轻告诉我，许市长床头上放着陈从周的《苏州园林》，歇息前，必赏阅一番。可见此书闻世即成典范，香溢四方。
　　受此启发，一个周日，我备饼馍，赴大明湖畔山东省立图书馆借阅该书，并查阅了从周先生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文物》期刊上的十余篇文章，有关于吴县甪直保圣寺、上海豫园、常熟园林、苏州洞庭东山古建、松江古建等等，才知又是一位越人在吴地“卧薪尝胆”，跑遍破烂陈旧的大小园林，写就苏州园林甲江南之卓著的甘苦。那时我看到的《苏州园林》全部是黑白照片，每幅配以词句、文字点景，清新隽永、耐人寻味，我以为以后任何版本的《苏州园林》，都体现不出这种独特的撼人气息。读他的文章，使我感到自己实在是一名“营养不良”的文科学生，膜拜先生自是而始，做一名考古工作者要用心勤奋、耐得住寂寞的认识亦始于此。
　　六十年代初识外子，他五十年代毕业于同济大学桥隧专业，第一次见面话题就由陈从周先生说起。他脱口而讲，陈先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五十年代，正是陈先生古建园林学识建树的高峰，毫不自矜的他像行脚僧一样，寻访南北古建园林，抢救岌岌可危的残壁废园，甚至每见丢弃在宅边道旁的柱础、古建构件也要动员当地收集保护。甪直文物管理所的王新先生回忆当年陪陈先生为寻访梅花墅遗迹（明万历时戏曲家、刻书家、藏书家许自昌构筑，从周先生在《续说园》文中多有称道）而走遍古镇，陈先生指着一些被遗弃的石础说：“你替我一个一个收集起来，放到保圣寺去，这些都是甪直镇古文化的基石”。
　　初见从周先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8年初他路经常州，一夜间“发掘”了一座尘封已久、几被湮没的清康熙初的古典名园“近园”。他发现该园构园叠石艺术非凡，又从园中一块不被注意的书条石题记中得知它又是一座清初名人荟萃的“文人园”。园主杨青岩（兆鲁）顺治进士，著有《遂初堂文集》。近园落成后，虞山王石谷、润州笪重光、桐城方邵邨及武进老乡恽南田都来园中道古论今，商谈丘壑、伸纸抽毫，住数月之久。以往见之于文的著名古典园林，江南各地都有，惟常州独缺。从周先生慧眼识宝，使这座处在冬眠状态的名园重见天日。
　　不久，他写信鼔励我作文介绍，谓“近园无暇握笔，只好请您写了，写后我为您看一下，当个顾问吧，‘肯对红裙辞白发，但愁新进笑陈人’，希望寄托你们身上，这是真话，我自来对年轻人是爱护乐于培养的”。就是这样，他不但真切地教诲自己的学生，连我们这些室外弟子，也尽心培养。再次到常州，我随他从早到晚不歇地步行走访清代乾嘉著名经学家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故居及多处保存完整、风格典型的明代建筑，他一再语重心长地向当地领导宣传“这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而近年常州市拆除名人故居、大毁明清古建之劣迹斑斑一再被公之于媒体，先生在泉下有知必拍案大骂“没文化”。

　　与先生差不多有三十年来往，每次见面为时很短，却亦有过觞曲之聚。他与我讨论过兰亭序中流觞饮酒用的觞，一定是漆质（觞即称漆耳杯），器身如舟，有两个侧耳，可浮于水面，并出示收藏的一个小型漆觞要我鉴定年代。一次又与我谈到儿时在老宅的避弄里听拍曲子，回音清丽婉转，妙不可言，那是我见到他情绪最好的瞬间。我起立欣赏壁上一幅苏步青教授书作“燕子诗”，他欣然割爱取下，并题签惠我——“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我一直爱之如宝珍藏于书斋。
　　早先与先生通信中，他自嘲“真弄得人疲才尽，奈何奈何”，又说自己“尘网越落越深，很想去当和尚，但当和尚却恐怕还要忙，‘绿梅花下掩柴扉’，今生恐无愿矣”。他太爱园林了，爱到极致，生命的相当一部分与园林聚敛在一起了。对于园林他是唯美主义者。1958年苏州网师园的修复开放是由他力排众议、得到李云华市长的支持，又全权委托苏州园林处秦新东督办，才得以实施，并修复得尽善尽美。八十年代，他睿智地想出“编新不如述古”的方案，将网师园中殿春簃院落移植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楼平台上，配以明、清家具陈饰，使中国古典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走进西方世界文化艺术殿堂，并扬名天下。为此他是费尽了心血，同比例制作的一砖一瓦、一窗一櫺的材料他都亲自顾问。在制作模型过程中，他发现虽然各部件都十分精细，惟屋顶瓦楞用材不够理想，后来想出用粗的鹅毛管剖开，排嵌出楞线，使得整座模型完全体现了古典美的韵味，这才满意地觉得“拿得出手了”。如今网师园终于骄傲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林，我觉得真应该在园中为先生勒石纪念。
　　尽管陈先生在艺术上唯美，但在生活上始终安贫乐道，粗布衣着，衲底布履，“土气”不变。1992年初夏，先生住在瑞金医院，我在石门路上排队买了八只刚出炉的蟹壳黄烧饼，进病房见他小女儿和梁谷音都在，我问他，烧饼还热，吃不吃，他一口气吃了三只，看得梁谷音在一边发愣。这也算投其所好一回，先生报之以向同室病友索回正在看的《随宜集》一册赠我。
　　天道酬勤，却也有不公，先生晚年家庭连遭不测。师母病故后，我与外子去安慰他，他回忆“文革”中，师母替他翻了厚厚一件丝棉背心，穿在贴身，凡被拉出去批斗，鞭子打上去，可减轻皮肉之苦。他伤心地感叹“真亏你师母想得出来”。
　　从广播里听到他儿子惨死美国的消息，我不在上海，也不敢去看他。打电话问一位经常去他家走动的老先生，对方告诉我，见他在书房里写韩愈《祭十二郎文》。再次去看望，他已去豫园东园工地。老年丧妻失子，亲情难追，排解孤独的惟有事业了，而对他最大的安慰就是后生门人可畏、事业有继。他赞赏阮生仪三“脑勤、手勤、脚勤，三勤应之”，能“作艰苦之调查，笔之、图之、考之”，他似乎已料到，这个“耿头”能创出一番业绩；他称道刘君天华，能从园林中谈美学；赞扬潘洪萱任了高职（上海财大党委书记）依然不放弃专业，写作古桥梁专著。这几位都是我熟悉的老朋友，所以他常与我提及并喜上眉梢。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1999年10月18日。清早潘洪萱先生约我同往看望。进门前告诉我“陈先生虽已失语，却依然故我，凡他不愿见的人，就眼睛一闭，不睬”。我们走近他病榻，保姆正在喂以早餐，看他吞咽已有困难，进食外流，眼前情景令我难受，忽而想起《老去情亲旧日师》中他写自己去看望老师朱启钤老人时的心情，如此哀情竟也要代代传承。见到我们走近病榻，他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用一只无力的手拍打着床边，示意保姆把桌上放大复印的一篇写他与魏晋遗风的文章给我与潘君看。我们告辞前，他赠我出版不久的《陈从周散文》，亲笔签名时，陈从周三字一写而就。潘君在一旁连称难得，因为先前赠书给他，提笔签名时是艰难地分两次才写成。
　　2000年3月15日先生离世，我又不在上海。而今，一代诗、书、画、印、曲全能学者、古建园林大家离去已七年了。我亦年逾古稀，夜阑多梦，时时梦及这位师长，欲罢不能，絮絮叨叨提笔追思梓翁从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