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工作正面临一个“法不责众”的现实困境，如果我们还用对少数大户的人盯人的战术，显然没有用。但制度化的市场手段就不同了。节能真正要由口号变成行动，最关键的不是一点技术创新的小浪花，而是在制度节能上有什么创新。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诸大建（同济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导）

  　  主持人：中央频频发出狠抓节能“动员令”，各级政府也从自身“跑冒滴漏”做起，积极垂范，老百姓各种各样的节能妙招也时时见诸媒体……然而，与这种热烈氛围不协调的是：今年上半年能耗居然不降反升了0.8%；地方政府推行节能规划，遭到当地数十家企业公然抵制，相关部门竟束手无策，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最近的某地，而且从全国来看可能并非个别，因为在某省，迄今为止也“还没有一家企业因为能耗超标受到处罚”。如今问题的严峻在于，尽管节能已经自上而下形成共识，然而由共识变为行动，其中还是有很多现实的障碍和无奈。

  　  诸大建：我们不能因为遇到一些阻碍就马上断定“出台的政策毫无用处”，对能耗这个问题，要有一点客观认识。毕竟今年的投资项目，很多去年甚至是前几年就已布局好，这里面有一个惯性。因此对降耗实效，恐怕还得看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情况才能作出结论。

  　  不过必须看到，热闹的背后，节能降耗的形势的确非常严峻。目前我国工业中重化工分量很重，重型化的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节能工作基础面大、任务艰巨。目前工业能耗在总能耗中的比重超过70%，因此既然要节能，就要针对“大老虎”，就要抓准重点。降低生活能耗、管管政府“跑冒滴漏”，这些当然很重要也很必要，而且相信节约下来的绝对值也很可观，不过就比重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节能降耗不应仅仅停留于此，更不能因此取得了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西瓜不捡捡芝麻”，这是我们在节能推行中需要避免的。否则，表面文章做了一堆，板子“打”不到重点，能耗还是照样会上去。

  　  主持人：节能降耗要对准重点。但就工业能耗而言，地方政府有专门的监察部门，也因地制宜制定了节能规划，但很多企业好像没有执行的积极性，甚至“早上贴封条，晚上偷开工”，很多地方部门对此也没有办法啊。

    　诸大建：为什么企业会觉得节能是一件“划不来”的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寄希望于发一个口号，于是全民皆兵地冲上去，在今天的中国不现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谴责企业不顾社会利益，不肯节约。但是作为企业家，他会问：我节这点能要花多少成本，我的投入与产出是否划得来，这就是市场效益。如果一旦节能产值也要下来，两头无法兼顾，企业当然会只顾产出。虽然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值得批判，但是光节能产值上不去也不行。只有站在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兼顾的立场，只有抱着务实的态度，我们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汪玉凯：节能不能光靠良心、觉悟。去年我讲课遇到大唐电信和华能的老总。他们告诉我，全世界发一度火电约耗煤320g，发达国家是250g，而作为两个国内最大的发电集团，这个数字也有380g。过去的一年他们节约了3-5g，这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大企业节能如此，更何况那些小企业呢？

  　  主持人：那么是节能技术供应不上？打开每天的报纸、电视，节能新技术层出不穷啊。

  　  诸大建：举个例子，很多人都说可以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水能，其实这些要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后才能大规模推广，现在只能是试点，因为成本太高。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对节能技术的转化运用，我们同样应抱以务实态度。实际上，节能包括三大手段：技术性节能、结构性节能、制度性节能。技术性节能是日常性的；结构性节能是战略性的，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绝非一夕之功，不可能马上到位；制度性节能是引导性的，所以才是根本。所以当前，要从渐进的技术型节能入手，从结构性节能着眼，以制度性节能全面推进。

   　 主持人：为什么特别强调“制度性节能”？

   　 诸大建：因为即便节能技术供应没有问题，企业仍然会问：我节下来对我有什么奖励？我超过了对我有什么惩罚？技术节能、技术改进实际上受政策影响。假如有一天多耗能就得多交税，少耗能还可以享受财税补贴，有这样一种奖惩分明的能源税制度———节约能源能够带来实在的经济收益或者减少实在的经济成本，那么我相信制度是能够拉动行动的。以前也许你还可以或明或暗地抵制政府规划，偷偷地撕掉封条，但面对市场价格机制，面对资源价格强行打入成本的现实，恐怕任何企业都得掂量掂量。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只有一套行政管理的办法，没有一点经济管理的手段。如今节能工作正面临一个“法不责众”的现实困境，因为高耗能企业实在太多太多。如果我们还用对少数大户的人盯人的战术，显然没有用。但制度化的市场手段就不同了，因此我认为，节能真正要由口号变成行动，最关键的不是一点技术创新的小浪花，而是在制度节能上有实质性和持续性的创新。

    　主持人：如此看来，节能工作对政府的管理水平、管理艺术是一种考验。只有制度化的节能，才能避免节能陷入“温柔一刀”的困境。

   　 诸大建：我们了解，“利税大户也是耗能大户”的现实的确让节能监管很头疼，不少地方为了保财政往往“手下留情”。大面积地彻底关停恐怕也不现实，但我们不妨“小步快走”，给它一个三年上台阶的机会，确定一个指标，三年里改进多少。对于这种利税大户，我们不妨采用这种“既保又逼”的渐进方法，但一定要做起来，不能听之任之。

    　汪玉凯：有时候我们恐怕要做一点取舍和牺牲，这里面还是有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不少地方“节能风暴”是搞得红红火火，但我们不妨看一看各地上报的“十一五”规划，对GDP都定得很精确、很详细，但对能耗强度，好一点的定个数字指标，大多数压根就没提。实际上“十一五”规划有两套指标，指导性指标与约束性指标。指导性指标是不需要考核的，GDP属于这一类；但约束型指标是要考核的，能耗强度属于约束性指标。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说明在根子里其实还没有把资源节约看成是一种“硬约束”。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制度性节能应该是广义的，不仅要建立市场化的节能制度，更需要相关部门将节能工作制度化、常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