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外滩顶升计划被潇然赋予了城市复兴的意义。作为美国实用动力集团（ATU.NYSE，下称“实用动力”）中国大区总裁，他对这项计划的热衷程度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商业意味。

　    过去两年中，潇然带着他的计划与中国建筑学界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在政府间不断游说。最初顶升加平移的方案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中调整为将外滩建筑群整体抬升6米，并在十车道的中山东一路上加盖天篷，使车流行驶至地下。

　　这番惊世骇俗的“妙想”出现在外滩并不为奇。作为上海的象征之一，百年沉疴、百年风霜——黄浦江畔的这片西式建筑群从来都是世人觊觎的对象，并见证着一轮又一轮“冒险”的浪潮。

　　3月13日，一场局限于学术领域的辩论在素有中国古建筑保护第一人之称的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与外滩顶升方案的创意提出者——潇然之间展开。

　　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会议室内，阮仪三为这场辩论做了这样的结语。“抬升方案没必要继续研究下去了。”他认为，这会给保护理念带来一种混乱。

　　而数周之前，始终保持沉默的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也公开表示，类似的方案不会被政府接纳。

　　但潇然与他的实用动力中国团队并未因此放弃努力。就在他与阮仪三的辩论结束两天之后，他的助理给《第一财经日报》发来了新的修改方案。新方案将建筑顶升之后的台阶位置做了变换，而这正是针对阮仪三的一些质疑做出的调整。

　　与此同时，实用动力的中文网站（w w w .a c t u a n t .c o m .c n）加紧了方案的正面宣传。网站首页不仅设置了顶升过程的动态演示，还提供了十余篇境内外媒体对这项计划的报道链接。

　　顶升方案的实际操作者——实用动力（上海）液压有限公司（下称“ACH”），其总经理顾昉的办公室内，仅有两块关于顶升方案的展板牢牢地贴合在墙面上。每天他都会面对着这两块展板开始自己的案头工作，这也暗示了整个ACH当下的业务侧重。

　　一切迹象都表明，尽管遭遇了国内政界、学界的一致否定，但实用动力对于外滩顶升方案的迷恋并没有就此结束。事实上，一位公司内部人员透露，至少在两年前这个方案便已在实用动力系统内部传得沸沸扬扬。

　　作为上市公司，依据财报，实用动力是一家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传统设备制造商。2003年~2005年，其工程解决方案的业绩增长幅度已明显高于标准的工具设备销售。而在区域业绩增长中，中国大区虽然总量微不足道，但增长幅度已接近于排名第一的新西兰。也正是在这两年中，实用动力先后在中国参与了上海音乐厅平移工程、“鸟巢”以及南通体育场的开闭屋顶工程。

　　伴随这些业绩增长，中国大区开始为总部所认可。2005年初,潇然本人也进入了扩充后的集团核心领导团队。

　　显然，外滩顶升计划两年来与整个中国大区共同经历，共同成长。

　　2003年底，成功参与上海音乐厅平移工程为实用动力随后提出外滩顶升计划埋下了技术伏笔。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方案的介绍性报道基本都会引用上海音乐厅案例作为其技术可靠性的佐证。

　　但是，当年该项工程的总承包方上海城建集团住安建设公司却透露说，整个平移方案是由中铁三局的下属公司完成的。实用动力提供的仅为液压系统部分的设备以及施工方案。当时的项目经理张志勇称，整个平移工程的造价约为900多万元，液压系统部分只涉及200余万元。

　　严格意义上说，实用动力作为一家设备制造商参与了项目合作，但平移工程并不以其为主导。

　　记者同时注意到，实用动力以往成功参与的项目只涉及单体建筑。截至目前，仍未有公开资料显示，实用动力曾经参与过类似外滩顶升这样成片区域改造的工程案例。

　　 一位国内大型建筑集团的技术人员介绍说，建筑物的平移与顶升都属于基础置换工程。目前，国内掌握类似技术的民用建筑公司非常稀少，因此这些工程的利润会相当丰厚。

　　也正是由于基础置换工程费钱费力的特点，在国内工程技术界，类似的尝试一般不会被轻易接纳。

　　实用动力目前为整个外滩顶升方案提出的造价成本约为人民币30亿元。但在采访过程中，部分学者与政府官员均表示，成本过高会是该项计划不被采纳的原因之一。

　　如果抛开技术层面的讨论，作为顶升方案的提出者，潇然的个人情结似乎在方案的推动上也发挥着很大作用。然而，回顾现实，在长达两年的方案讨论中，整个实用动力团队却忽视了政府意愿与历史保护两个核心命题。

　　在上海已经生活7年的潇然对这座城市怀有深厚的感情。出于这点，他否认了顶升方案是从技术观点出发。

　　“外滩牵扯上海重大的经济利益，需要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因此，潇然认为他们的计划是为复兴外滩老城。他们的方案不仅提供技术可能，还辅以更多的商业因素。在其网站表述中，这项计划一旦实施就将为上海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然而，一位直接参与外滩综合改造工程的黄浦区政府官员却透露，2005年4月外滩已被明确为金融贸易区，其功能定位大致为：提升现有的金融贸易功能；拓展高档商业商务功能。后者为前者的补充，但不会成为主流。他笑称，类似的计划早在去年便已有所耳闻。

　　不仅如此，顶升方案中涉及的工程范围也遭遇颇多挑战。在其人民币30亿元的规划中，仅涉及顶升沿江的23幢建筑。但传统的外滩区域却拥有一定的纵深。在目前的政府统计中，仅这个区域内需保留或保护的建筑就高达100余幢。

　　因此，无论是阮仪三还是这位官员均表示，单纯顶升沿江建筑将会对后排环境造成很大影响，但扩大顶升范围又会造成成本的急剧上升。

　　潇然以及他的中国团队在两年的方案制定中，虽历经政学商的各方探讨，却在上述两点上不能取得正确的判断，这实在叫人诧异。

　　然而，最致命的是这项方案对于历史环境的破坏。阮仪三强调建筑文物具有不可移动性，除非是在不可逆转的条件下，才会被迫采取移动方案。但今天的外滩显然还未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由此可见，一项貌似宏伟的“破坏性”计划即便是在上海这样一座乐于尝试冒险的城市，似乎也难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