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的提出源于记者一个没有成功的采访题目。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对当年烽火岁月的回顾和报道最近见诸各大报端，《科学时报》的关注点自然侧重于抗战期间的科学家。8月，记者接到报社的一个会议采访任务，任务的重点是关注会上一个题为《抗战期间的中国科学家》的报告。但是很遗憾，会议召开时，原来议程上提到的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任定成教授并没有来作这个报告。

    记者后来找到了任教授，他告诉记者，会方是希望自己能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但是很可惜，我没有系统做过相关研究”。记者问他知不知道业界有谁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想了想，“你找一下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刘钝吧，我记得他对李约瑟做过研究的，可能这个题目他了解。”

    记者拨通了刘钝的电话。刘钝给了记者这样的答复：“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学者系统做过。早些时候我还曾经呼吁要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呢。”

    同事说，如果作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的刘钝也想不起有谁做过这个研究，估计记者难以找到采访对象了。

    但是记者还想试一试，又联系了中科院政策所的樊洪业研究员。樊洪业说，关注片断的有，但是做全面研究的的确没有。在他看来，由于整个近现代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就很薄弱，这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的戴吾三教授也告诉记者，关于抗战期间中国科学界的研究，零散的有一些，比如清华大学对梁思成在抗战期间的活动可能有所记录，又比如前些时候作家陈岱峻出的一本名为《发现李庄》的书，讲述同济大学等6个单位于1941年3月迁至李庄，在这个条件艰苦的小镇聚集了一批现代科学史、文化史上响当当的精英人物，他们在李庄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文章，完成了出色的工作。“但是，系统全面的研究的确没有人做过。”

    戴吾三认为，抗战期间国内动乱，很多科学家都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一些大学迁到边远地区，学校之间缺乏交流；很多刊物停刊了，做完研究，写的文章无法发表。“出的成果相对别的时代要少”，这可能是研究界关注较少的原因。

    记者用“抗战”和“中国科学家”这样的关键词在网上搜索，想看看是否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学者在关注这一问题。结果只找到某报8月25日发表的一篇署名为“董强”的短文，题为《科学家的良知》，其中倒是列举了一些科学家在抗战期间的事迹。记者把电话打到该报社编辑部，想找到这位作者，但是这个作者的地址遗失了，当班的编辑也无法找到。记者只好作罢。

    事实上，在那个炮火纷飞的特殊年代，中国科学家留下的故事非常值得后人回味，而且很多都鲜为人知。戴吾三就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著名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在缺乏条件、无法做实验的情况下，在大后方做钉子支援前线的抗日；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临照和同事制成数百台高倍显微镜和供测量用的水平仪，分送抗日后方教学、医学和工程建设单位使用，并在抗战时开始对中国古代《墨经》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遵义主持召开了学术会议。那位叫“董强”的作者也提到，严济慈一直在全力从事军需用品的研制与开发；青年化学家邢其毅听说新四军急需药学人才，历经艰辛投奔新四军，一边教书一边制药；为阻止日军进攻杭州，钱塘江大桥设计者茅以升亲自下令炸毁这座通行不满3个月的大桥，并写下了“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八个字；吴大猷先生把从香港、上海带来的值钱东西摆地摊卖光后，一边养猪一边做研究。此外，在地雷战、中缅抗日公路建设中，也有中国科学家的汗马功劳。刘钝还告诉记者，拿西南联大来说，虽然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师们给学生上课，讲授的东西一点也不比西方落后。“李政道、杨振宁他们到美国后不是马上就走到前面去了吗?”

    但这么一段精彩的历史，却没有人能把散落的珍珠穿起来。戴吾三对记者说：“你来采访，倒真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研究）是可以挖掘得很深的。”

    据说有一对日本的夫妻对这个题目倒是非常感兴趣，在试图做一些研究。因为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在那样纷乱的年代、困难的岁月，中国还能涌现出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刘钝也认为，这段历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给后来新中国科学体系的重建打下了基础，而我们的关注不太够”。

    专家们还指出，抗战期间留下的资料比较少，也很分散，使得研究比较困难，很多片断都是从一些老科学家的回忆录中得来。现在，这些人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年纪都很大了，相关研究如果不抓紧进行，难度将越来越大。

       科学时报  2005-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