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也有鸟语蝉鸣，语言能力是人类所独有的。复杂语言的产生，让人类逐渐拥有抽象思维，拥有了学习的能力，文化也渐渐萌芽、演化。《科学、文化与海洋》课程第六讲，汪品先院士带来的主题，正是“创新和语言——外语与汉字，思维与表达”。
      汪先生从生物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讲起，花朵的颜色、白鹭的振翅、蚂蚁的气味、鲸鱼的吟唱，这些都是广义上的“语言”。人类语言的发展，从手势到口语再到文字，又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交警的手势，人们所喜爱的表情包。与之一同演化进步的，是人类的思维。语言是思维的挤出，文字又是语言的载体。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图画文字演变到拼音文字，在表意文字中唯有汉语的方块字硕果仅存，成为十多亿人使用的母语，论人数全球第一。 但是在地理上印欧语系分布最广，包括日耳曼、罗曼、斯拉夫等各大语族。汪先生举例，“印度作为语言最多的国家，官方语言却是由外来的英语主导（70%）；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只有390万，竟然拥有800多种语言；产生历史不长的英语，虽然以它为母语的人口仅有3.6亿人，却是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通用语”。
      在历史上，是否使用通用语往往决定了科学文化的传播范围。达芬奇没能得到“近代科学之父”的称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用左手反写意大利文作记录；微中子研究先驱埃托雷·马约拉纳，也是用意大利语写文章，导致成果推迟了几十年才流向世界。得到广泛传播的理论大都是用通用语写就的。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用的是德文所写，牛顿三大定律用的是拉丁语写，都不是英文。通用语随着政治而变。欧洲的通用语从罗马帝国时期的拉丁文，到17世纪的法文，等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是英文，而且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语。两百年前，汉字也曾是东亚地区的通用语。在历史上，汉字文化圈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汉字基础上周围国家根据本国语言进行补充，这就是日文的假名、韩文的谚文及越南字喃的由来；后来随着旧中国的式微，分别发展成各国独立的文字，但是如何处理好汉字文化浓重的历史影响，至今仍是这些国家不能回避的命题。 
      在当今英语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大环境下，国人应该何去何从？为了当前加快科学发展，最好甩掉汉语,全盘英语化；但是从历史尺度着眼，又不该将汉语排除在科学之外。两年前，汪先生在文汇报提出问题：“汉语被挤出科学，还是将科学融入汉语？” 前者就是“印度化”，学术交流用英语，文化生活用汉语。但是汪先生的主张是开辟“创新的第二战场”，提高汉语“币值”，发扬双语教育的优势。最后，汪先生告诫在场的年轻人：在当前的环境下，从事科学研究需要学好英语，但希望年轻人能够更上一层楼，成为具有双语能力、拥有东西方双重文化底蕴的人，通过科学去促进华夏振兴，而不是蹒跚在世界科学村头，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讲座之后，汪先生还与师生代表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思考”之旅。从文化冲突、到文理结合、从科学视野、到学生科研创新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来自多个学院的师生代表们都积极地与汪先生交流自己的体会和思考，一个小时的交流会显得意犹未尽。从师生们时而欢笑时而沉思的反应看来，大家应该都有所思有所得。正如先生所说的，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让你多想想，能从浮躁中静下心来，做一些小事，想一些大事，每分每秒就都是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