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等已经进入待“破”的序列。但是，如果没有真正解决科研评价的社会基础和机制建设问题，各种新的“唯”可能依然会“野火烧不尽”，并再次异化为“刚性指标”。为此，有必要加强责任意识教育和责任追溯机制建设

日前，科技部、教育部陆续发布关于破除“SCI论文至上”和“唯论文”导向的文件，旨在推动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其实，SCI不过是科学引文索引，是开展科学研究的辅助工具，初衷并非用于科研和职称评价。然而，由于相关指标的效率和成本优势，SCI论文一时间成为学术圈的“硬通货”，逐渐被异化为科研“指挥棒”。

无论是“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还是“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机制不够指标补”。一旦学术评价的相关机制疲弱，“指标”就一定逞强。当前，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等已经进入待“破”的序列。但是，如果没有真正解决科研评价的社会基础和机制建设问题，各种新的“唯”可能依然会“野火烧不尽”，并再次异化为“刚性指标”。

要破除不合理的“刚性指标”，必须主动作为，在“谁来评”“怎么评”“评什么”等问题上着力强化和完善机制建设。

一是导向机制。

近年来，推动科研评价改革的要求愈加明确、呼声日益高涨，目的就是进一步引导科研行为回归初心，更加符合国家战略意图。应当看到，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的初心一致，都强调科学价值、创新质量和社会贡献，但贯彻和落实的方式可以有所差异。

以基础研究领域为例，推动更多“从0到1”的重大原创成果产出，就是应该坚持和强调的首要导向。由此，在科研评价的维度选择和制度安排中，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目标导向，强化监督执行，不能让科研创新热情消耗在烦琐的指标和复杂的程序中。

二是专家遴选机制。

学术评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需要一大批责任心强的高水平评审专家。因此，有必要着力夯实评审专家的战略储备。一方面，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网络分析等手段，广泛收集各领域的专家信息，经过科学筛选后入库；另一方面，在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中，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沉淀了一定的专家资源和评估信息，可充分挖掘这些数据的潜在价值，进一步整合跨部门、跨系统的资源库、数据库，构建基于网络的学术评价开放式管理平台。

在评议中，评审专家往往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专家的科学精神、职业操守、专业能力、投入程度缺一不可，是评价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可通过大数据和统计分析技术，对评审专家的历史评价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相应建立专家信誉的“白名单”和“黑名单”，并对信誉优良者适当进行奖励或表彰。例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采取定期公告的方式，对认真负责的鉴定专家进行公开表扬。

三是信息公开机制。

在科研评价过程中，既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也要不断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借助社会力量对评价过程实施监督。德国科技计划项目评审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公开透明”，评估委员会成员必须知道评估的标准、程序、方法，被评估的科研机构事先有权了解所有的评估程序和方法，目的就是通过公开来解决科研评价的公平公正问题。

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推行开放同行评议，通过公开专家身份信息、公开评审意见、开放参与评审等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术评价中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解决了传统同行评议不够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

四是责任追溯机制。

科研评价涉及组织方、专家及评价对象三类主体，分别担负不同的评价责任。其中，组织方主要负责信息和程序问题，既要负责与评审过程和结果相关信息的管理工作，也要保证学术评价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受理异议并及时纠偏，确保评价结果得到正确合理利用。

《礼记》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意思是说，产品一旦出了质量问题，可以通过“物勒工名”的方式来追溯工匠的责任。为此，有必要加强责任意识教育和责任追溯机制建设。一旦发生失职、渎职等情况，必须予以追责和处理。对评价对象而言，则应保证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承诺不对评价过程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扰。

五是匹配机制。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创新，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工程技术，从“显学”到“非共识项目”“冷门绝学”，研究规律和成果形式都不一样，科研评价需因领域不同、视阶段而异、随对象调整，运用不同的理念、方法和工具进行分类评价。

例如，人员需匹配。评审专家不能是包治百病的“老军医”，对评价领域的基本情况、发展趋势要持续进行跟踪、了解和熟悉。

又如，评价重点匹配。在这方面，科技部发文中已有明确诠释：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评审突出创新质量和综合绩效，对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评估突出支撑服务能力，对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绩效评价突出使命完成情况，等等。

再如，评价方法和工具需匹配。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有着特定的应用领域和用途指向。对于“非共识”项目，如果简单套用“小同行”评议的方法，很容易出现同行封杀的结果。此类项目的评审，可以拓展专家遴选的视野，引入战略科学家，由此形成的判断可能更准确。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断丰富科研评价的方法论和工具箱，是提升科研评价有效性和效率的必要条件。

此外，当评价对象复杂性程度较高时，仅仅采用单一工具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有必要进行“组合评价”，从更多维度来综合考量。譬如，在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评价时，既可以考虑成果的学术影响力，也可以审视成果的决策影响力，还可以观察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总之，科研评价要破立并举，破指标之“唯”，立机制之“全”。科研评价改革不是简单地弄断旧“指挥棒”、换上新“指挥棒”，而是要从机制入手，切实提升“乐团指挥”及每一位成员的综合素质、业务能力、协同意识，改善“乐团”的工作条件，优化“演奏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弹好科研高质量发展的“协奏曲”。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链接：https://www.jfdaily.com/journal/2020-03-31/getArticle.htm?id=29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