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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建:资源节约需要一种变革

  发表时间:05/16/2004 阅读次数:10688
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增长和消费增长是相对刚性的,因此技术创新与体制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影响具有主要的意义。两方面改革的叠加效应至少要大到使资源环境消耗比现在降低1/4到1/5,才能足够抵消人口与消费增长带来的压力。

当前,随着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的确立,以及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呼声正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要使资源节约型社会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战略举措,需要加强理论上和战略上的思考,特别是要消除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的思想疑虑和体制障碍。

问题之一:什么是中国要建设的资源节约型社会?有人担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否会影响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我以为,如果对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理解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那么这样的疑虑是可以消除的。其一,资源节约型社会以满足人们的生活质量需要为前提;其二,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是减物质化的。不满足前一条件,虽然是资源节约的,但却是“不发展的社会”;不满足后一条件,则是沿袭资源粗放型的传统增长模式。

问题的关键是区别增长与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增长乃是物质规模的数量型扩张,发展则是社会福利的质量型增加。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质是要从传统强物质化的增长转向未来减物质化的发展,在社会福利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使得我们的资源消耗没有大幅度的增长。显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是要一般地反对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对人们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要消除把物质规模的数量型扩张而不是社会福利的质量型提高看作是消费水平的提高;不是要一般地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要把资源生产力(即单位资源的经济社会产出)的提高看作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判断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否成功的关键是将经济产出与资源消耗进行对照的资源生产率指标(例如单位能耗的GDP等)。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严重地受到土地、能源、水资源以及若干矿产资源的约束,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就要提高土地、能源、水资源以及稀缺矿产资源的经济产出,建设一个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型的经济体系。

问题之二: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有人以为,随着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多多少少是向着资源消耗减少的方向发展的。这当然不错。然而,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是要一般地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减物质化,而是要强调“大幅度地”减少经济社会发展的单位物质消耗。最近的权威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占世界的4%,但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总量为50亿吨,其中原油2.52亿吨占世界的7.4%(进口占34%),原煤15.79亿吨占世界的31%,铁矿石3亿吨占世界的30%(进口占50%),钢材2.71亿吨占世界的27%,氧化铝1168万吨占世界的25%(进口占50%),水泥8.36亿吨占世界的40%。当前中国经济的物质消耗强度是非常高的,资源生产率的水平是非常低的。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资源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现在翻两番、增加到4万亿-5万亿美元左右的时候,资源环境负荷也将是现在的4-5倍。这样的发展情景显然是不可承受的。

因此,要使我们的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控制资源环境方面加大的压力,我们就必须大幅度地减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物质消耗,而不是常规式、自然化地进行资源节约活动。这就需要从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上、从经济和社会的结合上、从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上,全方位、全覆盖地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生产力,而不是满足于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和一些地区开展表面上的工作。

问题之三:怎么样建设中国的资源节约型社会?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简单地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停留在一般的口号号召和道德倡导上面。这样做,尽管一时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但一旦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有所宽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又会被置之一旁。特别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在理论研究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事实上许多学者曾经多次强调这应该成为贯穿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的重要战略。近年来,对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反思以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改革,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提升并促进传统上以“跑、冒、漏、滴”为特征的粗放型技术的改进,但当前技术的常规性、积累式改进还无法适应资源节约型社会对大幅度减少相对资源消耗的要求。同时由于税收等经济制度的“绿色化”欠缺和改革步骤迟缓,因此在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方面步履艰难。

考虑到在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技术能力和体制能力的制约,因此当前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两个方面,像美国学者布朗在其新作《B模式》提出的那样“要以战时状态所需要的速度”进行实质上的努力。就科学技术方面而言,要把研究和发展具有替代意义的资源节约型科学和技术纳入科教兴国战略之中,用生态化的科学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信息化和工业化,从而大力促进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与此同时,要针对当前体制环境与有关政策不利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问题,重点研究税收等经济政策的“绿色化”,对不利于资源环境的活动要多收税少补贴,对有利于资源环境的活动要少收税多补贴。必须看到,到202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增长和消费增长是相对刚性的,因此技术创新与体制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影响具有主要的意义。两方面改革的叠加效应至少要大到使资源环境消耗比现在降低1/4到1/5,才能足够抵消人口与消费增长带来的压力。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最近上海市政府发布产业效能指南,提出在工业园区的建设中要用万元工业产值能耗、万元工业产值水耗等物质强度指标衡量和选择入区产业。这是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方面有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意义的可贵探索。显然,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方面,我们需要更多更有力度的变革。 (作者诸大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解放日报 200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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